歷經六十多年艱苦奮斗，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石油上游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世界主要油氣生產國之一。上世紀下半葉，曾經大量出口原油，換取外匯，支持了國家建設。1993年后，我國又一次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從某種意義上講，標志著一個輝煌時代的結束，一個再創輝煌時代的開始。近二十多年來，通過認真貫徹落實“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發展方針，基本滿足了社會發展對油氣的需求。為了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實現“兩個百年”發展目標，在新能源取得突破性進展之前，可以預見，對油氣的需求仍將剛性增長。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調結構、促創新、穩增長、提效益等問題擺在了面前，期望通過深化改革，通過鍥而不舍的努力，下列六方面工作取得長足進展，開創我國石油上游業的新局面。
加強勘探
我國本土還有很大的儲量增長空間。保持有效投入、努力提高效益是加強勘探的兩個重要環節。油氣聚集的隱蔽性和唯一性，使勘探工作具有高風險性和極強的實踐性，因此多一些勘探思路，多一些勘探實體，走“眾人拾柴火焰高”的發展道路，有助于擴大勘探成果。
油氣儲量是石油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沒有儲量，發展石油業就是搞“無米之炊”。要增加儲量，就必需加強勘探。六十多年的勘探實踐，我們取得了幾點基本認識：
資源是客觀存在，但是，“資源量”、“儲量”是技術經濟條件的函數，即技術進步了，經濟門檻降低了，資源量、儲量就會增加。近年來，石油上游業工作領域由“常規油氣”擴展至煤層氣、頁巖油氣等“非常規油氣”，就是明證。另外，我國常規石油資源量漫長的認識過程，由最初預測的1.75億噸(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增長到15.5億噸(1954年，燃料工業部)，增長到787億噸(1987年，石油工業部)，直到1085億噸(2014年，國土資源部)，也證明了這一點。堅持科技進步，堅持改革，不斷提高經營管理水平，我國油氣資源量和儲量肯定會持續增長。
我國本土還有很大的儲量增長空間。根據世界范圍內的統計，油氣資源探明率(儲量/資源量)在60%之前，每年探明儲量可以快速增長，并有發現大油氣田可能。截至目前，我國常規油氣資源探明率分別不到四成或二成。近二十年的全國油氣“儲量增長高峰”、勘探了60-100多年的柴達木、四川和鄂爾多斯等盆地近期一批大油氣田的發現，也印證了這一規律。此外，我國煤層氣、頁巖氣等“非常規油氣”，具有良好的前景，工作還剛剛起步。筆者曾經指出，到2030年，我國常規油氣產量分別達到2.5至3.0億噸，2500至3000億立方米;煤層氣及頁巖氣產量達到1000億立方米，僅就儲量增長潛力而言，是有可能實現的。
油氣聚集的隱蔽性和唯一性，使勘探工作具有高風險性和極強的實踐性。因此多一些勘探思路，多一些勘探實體，走“眾人拾柴火焰高”發展道路，有助于擴大勘探成果。美國的石油地質條件遠不如中東，但是既依靠“石油大鱷”，又依靠成千上萬的中小油公司(“獨立油氣生產商”)，實現了石油上游業“長盛不衰”。影響世界的“頁巖氣革命”，后者更是“先行者”和“中堅力量”。
保持有效投入，努力提高效益是加強勘探的兩個重要環節。截至2010年，我國油氣儲量增長與投入多少一直呈現“正相關”。“十五”、“十一五”與“六五”、“七五”相比，每五年新增儲量大體翻了一番，相應投入的實物工作量也增加了一倍多。因此，各階段每口探井探明的儲量大體持平，表明提高效益具有空間。不過基于歷史的經驗教訓，在努力提高效益的同時，一定要保持足夠的、有效的投入，避免重蹈上世紀八十年代，因投入不足，儲量增長緩慢，油氣開采陷于“找米下鍋”的窘境。
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數據，“十一五”期間，已頒發勘查許可證的國土面積424萬平方千米。在許可證有效期內，平均每平方千米每年投入的勘查資金只有1萬元左右。全國每年完成的探井數大體只有美國本土同期的二分之一。顯而易見，我國油氣勘探投入嚴重不足。
要加大投入、引入社會資金是一條可行的途徑。為此，首先要完善和修訂《礦產資源法》及相關法規。要將“投資者”和“作業者”分開，對前者可降低進入門檻，對后者要有嚴格的資質認證。為保證投資者有足夠施展空間，要嚴格執行區塊退出制度，提高區塊的利用率。為了進一步擴大勘探空間，少與固體礦藏礦權重迭的矛盾,應該逐步推行“縱向劃分礦權”制度。加拿大在這方面的經驗尤其值得借鑒。其次，要使投資者有利可圖。國家有責任引導投資者，特別是初次涉足石油上游業的投資者減少投資風險。國家要根據礦產資源的“級差性”，實行有差別的區塊使用條件(不同的使用年限、最低的投入及稅費等)。要加強技術服務市場建設，提高投資效益。要盡快建立儲量市場，不僅使儲量通過流轉，及時動用，及時產生效益，而且催生一批以找儲量，賣儲量為主業的勘探公司。這對加快儲量增長，夯實石油上游業的發展基礎非常有利。
合理開發
毋庸諱言，“低品位”儲量，開采難度較大，經濟效益較低，但是，相對于今天熱捧的“非常規油氣”，不僅地質風險小，開采難度也小。我國應當關注不同企業篩選資源的“經濟技術門檻值”的合理性。
油氣開發是否合理，衡量標準一是能否有盡可能高的采收率和商品率;二是儲量能否及時開發。
我國探明儲量標定的采收率，主要在一、二次采油基礎上確定的，2010年為27.2%，不是很高。以當年累計探明儲量為基數，若采收率提高5%，所增加可采儲量，每年采2億噸，足可采7、8年。長慶油田公司和延長油礦同在鄂爾多斯盆地開采石油，采收率分別為20.4%和10.9%，相差近一半，前者可以再提高，后者提高的空間更大;渤海灣盆地陸地和海域石油地質條件相似，采收率分別為25.3%和20.8%，差值說明二者篩選石油資源的技術經濟門檻值不同，后者只要努力去降低“門檻值”，這個差值是可以縮小的。
截至2010年底，全國探明未開發石油儲量高達82.8億噸，大體相當近十年的累計勘探成果。長期不動用，積壓了巨額資金。若動用一半，采油速度即使低到0.5%，也能建成2000萬噸年產能力。天然氣探明未開發儲量4.1萬億立方米，若動用一半，采氣速度即使低到1%，也足以建成200億立方米的年產能力。毋庸諱言，這些儲量多數為“低品位”儲量，開采難度較大，經濟效益較低。但是，相對于今天人們熱捧的“非常規油氣”，不僅地質風險小，開采難度也小。
造成上述不理想狀況原因大體如下：首先，對市場經濟的誤解。不少人一提市場經濟，似乎就是政府放手不管。這是誤解，至少它不是美國、加拿大今天的市場經濟。為了提高采收率，美、加兩國都不斷修改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并嚴格執法，一直管到井距、日產量大小、是否有“盜采”行為、是否符合廢棄標準等。反觀我國，沒有完整的石油法律法規體系，進入開發階段之后，調控更是力不從心，監管近乎一片空白。其次，對我國油氣資源“總量不少、人均占有不多、富集高產不多”的特點認識不足。總量不少，使落實“國內為主、國外補充”發展方針成為可能;人均占有不多，節約合理地使用石油資源必然是我們的基本國策;富集高產資源不多，要求我們珍惜和用好“低品位”油氣。但是，在現有的法律法規中，闡述不夠充分，更缺少可操作的條款。再有，“一刀切”的稅費政策、粗糙的管理辦法。“級差性”是礦產資源固有的屬性，承認并在油氣價格和稅費上體現，才能真正發揮“經濟杠桿”對石油上游業的撬動作用。加拿大依據開發難易程度將石油分為“老油、新油、第三種油”，依據石油的品質分為“重油、非重油”，分別確定稅費率的做法很值得參考。
國家應當關注不同企業篩選資源的“經濟技術門檻值”的合理性。我國的探明末開發儲量，整體采技術難度并不大，關鍵是經濟評價。同一儲量，由于“企業能力”差異，大公司可能評為“無經濟價值”，而中小公司很可能評為“有經濟價值”。國家應該鼓勵通過市場加快儲量流轉，使存量及時產生效益。有時，儲量是有經濟效益的，只是油公司給下屬油田公司下達的結算油價指標過低，使后者無利可圖，挫傷了開發積極性。國家應及時引導油公司改進內部管理辦法。
編隊“出海”
從我國現實需要，我們“走出去”，總體上還是應該側重獲取油氣資源，特別是“富集高產”常規油氣為宜。近期，我國大量投資北美非常規油氣項目，投資總額已與我們境外陸域常規油氣歷年投資總額“平起平坐”，這樣的態勢值得警惕，它不僅降低了投資效益，也降低了可及時動用資源的占比。
自1993年起，我國企業開始“出海”——“走出去”到海外開發油氣。經過二十多年的拼博，份額油超過了1億噸，取得了不俗的成績。
實踐證明，盡管“廉價石油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在海外開發油氣仍然有機遇，技術難度也比國內小。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形成年產1億噸原油產量，在國內大體需要30年時間;在境外只需要20年。其二，油氣資源總體品位，境外項目比國內現有開發的要高得多。截至2012年底，中石油海外油井單井平均日產量為38噸，約為國內的十倍。
為了更有效地利用海外資源，下列方面需要加深研究：
審勢度勢，量力而行。全球石油供大于求的趨勢，有利于我們“走出去”。不過，在看到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綜合實力眼下還不足以維護我們在全球各地利益的另一面。多國多項目固然有助于分散投資風險，但是，攤子鋪得過大，也未必有利。政治高風險區域的項目，政府應該指導企業慎重選擇。
多重目標，分清主次。境外的項目可以是常規油氣，也可以是非常規油氣;可以是為了取得利潤、為了擁有油氣，也可以為了學技術學管理……不同的公司可以?據自身的特點選定不同的努力目標。不過從我國現實需要，并借鑒外國國際石油公司經驗，我們“走出去”，總體上還是應該側重獲取油氣資源，特別是“富集高產”常規油氣為宜。近期，我國大量投資北美非常規油氣項目，投資總額已與我們境外陸域常規油氣歷年投資總額“平起平坐”，這樣態勢值得警惕，它不僅降低了投資效益，也降低了可及時動用資源的占比。
知已知彼，取長補短。現代石油業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由于國情不同，形成了百花齊放，各有所長的局面。唯有知已知彼，才可能真正做到“揚長避短”“取長補短”。我國石油地質條件之復雜舉世公認。在這樣的環境里，歷經多年磨煉，攻堅克難，取得世人矚目成就的同時，也造就了一支鋼鐵隊伍，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與技術。今天，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企業有兩種：一種是在國內石油上游業中長期實踐，并通過“引進來”，熟悉國際石油合作規則的企業，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他們是“走出去”的主力;另一種是雖未在國內實踐過，但善于依靠國內的資深專家團隊和研究院所進行國外項目篩選和決策，如中化集團。在海外不太成功的企業也有兩種：一種是依靠國內個別專家決策;另一種，缺乏民族自信，忽視國內技術支持，完全依賴外國專家。正反面的例子證明了“國內發達的石油業是主動有效利用國外資源的基礎”的認識是正確的。
規范運作，互利雙贏。“走出去”的企業都應該“入鄉隨俗”，按國際通行的規則運作，尊重資源國的法律和風俗習慣。通過合作雙贏，履行社會責任，真誠幫助資源國發展進步。要防止個別企業、個別人的行為，損害“中國人”的形象。要加強自律和協調，防止“惡性競爭、自相殘殺”。
靈活儲備
從我國國情看，應該形成由國家、企業和社會三個層次有機結合的儲備體系。要綜合運用多種儲備方式，在可獲得性和經濟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要善于利用巨大的進口量和儲備量，通過增倉和減倉，在穩定油價上取得“話語權”，以保障我國能源安全。
自我國再一次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以來，舉國上下對能源安全高度關注，對未能抓住幾次“低油價”時機擴大石油儲備頗多議論。目前看來，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要抓好以下幾個環節：
樹立正確的能源安全觀。何謂能源安全?當下多數人贊同國際能源機構(IEA)2007年下的定義：即“以合理的代價確保充足可靠的能源供應，并對環境不構成任何威脅”。顯而易見，能源安全應該包含可獲得性、經濟性和環境保護相互關聯的三個要素。
多種儲備方式。首先，要將“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做成互為表里的一篇文章。只要條件允許，經濟合算，就要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同時，要積極勘探開發國內資源，多建產能，平日不采，以備非常時期之需。其次，大力增加儲備油、氣庫庫容。第三、利用已開采或已廢棄的油氣藏儲存油氣，既省地、又安全，又環保，而且庫容大。一個中等油藏容量足以相當于我國國家儲備一期工程儲備總量。眼下地下儲氣正在進行，地下儲油應該組織技術攻關。我國東部油氣區眾多的中小潛山油氣藏，可以作為首選的攻關對象。
多元儲備主體。從我國國情看，應該形成由國家、企業和社會三個層次有機結合的儲備體系。
合理的儲備量。儲備，不一定套用發達國家的標準，要根據國情，綜合運用多種儲備方式，在可獲得性和經濟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避免儲備多了不經濟，儲備少了屆時不夠用。
我國是世界上石油消費大國，我們要善于利用巨大的進口量和儲備量，通過增倉和減倉，在穩定油價上取得“話語權”，以保障我國能源安全。
綠色發展
隨著“低品位”油氣(含非常規油氣)日益成為重要的工作對象，“多打井，打水平井和大型水力壓裂”等通行做法對自然界的影響更為明顯，為此，法律法規應立足于防患于未然，要求每一個石油上游項目都要實實在在做好環境評估。
人類不僅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且需要提高生活質量。對環保要求越來越高是人類進步的表現。要持續發展，要科學發展，就必需人與自然和諧，走綠色發展道路。
石油勘探開發是大規模改造自然活動，沒有強烈的環境保護意識，就會給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帶來嚴重的、難以彌補的傷害。對人均占有土地和水資源都不富裕的我國來說，實施最嚴格的環境保護舉措是完全必要的。隨著“低品位”油氣(含非常規油氣)日益成為重要的工作對象，“多打井，打水平井和大型水力壓裂”等通行做法對自然界的影響更為明顯，為此，法律法規應立足于防患于未然，要求每一個石油上游項目都要實實在在做好環境評估。重大項目，應由政府在項目所在地召開公眾聽證會，維護公眾的知情和監督權利。要適應“石油工作者崗位在地下”的行業特點，強化對地下作業的環保監督，防止地下水體被污染，地質結構大規模改造引發地質災害。
要辯證地處理環境保護和堅持發展的關系。既要看到沒有良好的生態環境，發展難以持續的一面;也要看到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的另一面。陜北近三十年來，由于石油業空前發展，經濟實力增長，通過“退耕還林”，生態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就是一個成功范例。同時，美國不同州、縣對“開發頁巖氣”有著寬嚴不同的法律法規一事，也給人啟迪。環境保護工作要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從當地實際出發，制定寬嚴適度的法規和實施細則，實現嚴格有效的監管。
有效治理
石油上游業的有效治理，就是實現“依法治礦”。我們應當學習其他石油生產國的成功做法，既有礦法，又有石油法，各有側重，相互補充，強化對戰略資源的管理。當前，可以從原石油工業部有關的一些勘探、開發技術規范標準中優選出部分條款，成為試行法規，以解燃眉之急。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石油上游業的有效治理，就是實現“依法治礦”。當前，我國雖然有《礦產資源法》及相應的一些法規，但是，它們主要立足于礦產資源(主要是固體礦產)共性制定的，重點調整勘查階段的各種關系。對于油氣類流體礦產，尤其是進入開發階段后，缺乏必要的條款，無法落實“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的要求。
為了實現“依法治礦”，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規體系，做到“有法可依”。我們應當學習世界上其他石油生產國的成功做法，既有礦法，又有石油法，各有側重，相互補充，強化對戰略資源的管理。其次，又要從實際出發，分階段逐步實現上述目標。當前，可以從原石油工業部有關的一些勘探、開發技術規范標準中優選出部分條款，成為試行法規，以解燃眉之急。
要進一步提高政府效能，關鍵是真正做到“抓大放小”。政府要通過“簡政放權”，使自己從繁瑣的行政事務中，從海量的項目審批中擺脫出來。這既有利于“集中高效地統籌全局，實實在在地謀劃未來”，又有利于壓縮權力尋租空間，減少貪腐現象滋生。我國石油業歷經多年改革，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在配置資源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這只“有形的手”作用，由于石油主管部門頻繁變動，權責的法律依據不明確，并沒有得到相應提高，在一些事關全局性、長遠性、關鍵性戰略問題上謀劃的力度反而有所減弱。對石油上游業的特點、現狀和前景若明若暗，缺少切實可行的發展路線圖。頁巖氣、煤層氣發展規劃，忽視了國與國之間實際情況和發展階段的不同，過急地期望，導致規劃的產量目標屢屢落空就是例子。
要繼續完善石油企業現代管理制度。進一步健全產權保護制度。轉讓礦權和儲量要依法、公平、透明操作。防止投機行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防止貪腐窩案發生，通過技術民主實現科學決策，可以從“十五”至“十二五”工作的“后評估”入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完善決策程序和制度。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將生產要素，合理的重新組合，以提高生產效率和效益”。對失敗采取寬容的態度，對成果評審要嚴，實踐檢驗為主、專家評審為輔，建立和完善評審責任追究制度。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反對“任人唯親”“拉幫結伙”。加強干部監管，建立用人失誤責任追究制度。合理的分配制度，堅持唯物史觀，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改革的成果必需惠及民眾，工資獎金向艱苦 工作崗位傾斜，向一線崗位傾斜。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轉型期，改革進入“深水區”，反腐倡廉扎實推進，正創造著風氣更好的發展環境。同一時期，全世界興起的石油上游業革命，極大地拓寬了工作領域，空前改變了工作理念和方法。深化改革和上游革命二者相互迭加契合，形成了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的強大動力。我國石油上游業，務必抓住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繼承和發揚“愛國、奉獻”精神，唱響“我為祖國獻石油”主旋律，努力開創出石油上游業又一個輝煌時代!